地方版新基建行动方案密集出台

今年年初，不少地方出台了今年重大建设项目任务清单，里面已经包含了不少新基建项目；全国两会前后，多地又密集出台行动方案。其中，北京市方案则重点围绕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和可信安全基础设施六大方向，同时提出了30项重点任务；上海市方案明确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基建四大重点领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终端”建设；广州市征求意见稿则提出要重点聚焦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4领域，并明确了38项重点工作。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唐川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地方政府以消费和有效投资带动各行业均衡发展，全面升级已成必然选择，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都面临向高水准服务模式转型的整体诉求。“在此过程中，新基建是促成服务转型乃至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要素，各地抢先在新基建上发力，有助于形成地方的发展优势。”

比较分析不同地区新基建方案后，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助理教授王鹏认为，各地方案在新基建基本技术、内涵和应用等方面内容基本一致，但具体技术和应用领域有着各自特色，体现了地方政策的灵活性。“北京市方案注重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提到新基建要跟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相融合；上海市方案注重与地方特色产业相融合，另外突出‘城市大脑’的建设，助力未来城市精细化管理。此外，很多地方方案都给出了应用场景，比如新基建如何与交通、社区管理等具体业务相结合。”

对于近段时间多地相继出台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以争夺新基建赛道，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表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地方政府对这个领域相当重视。“但各地发展新基建时也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一窝蜂’，互相攀比投资规模，盲目上项目，造成一些不必要或不成熟的投资；二是要循序渐进，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量力而行；三是要和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相结合，每个城市对新基建的需求和应用不尽相同；四是要立足本土，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新基建需要一些不被外国‘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作支撑。”

多地同时发力新基建还可能带来投资、建设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当前备受关注的数据中心建设为例，中国IDC圈市场顾问郁向飞表示，虽然从未来5至10年来看，随着5G技术大范围应用，数据中心用户会有很大增长，但短期内其市场规模还是有限。当前不少钢铁、房地产、电力企业将投资数据中心作为下一个风口，短期内确实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但也需要及时关注市场的饱和程度。

新基建不仅市场广阔且投资规模也很大，因此发展新基建不是政府唱“独角戏”，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从地方政策来看，北京提出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发挥社会投资主体作用；上海提出“政企协同”原则，通过贴息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庆则提出在城市智能中枢、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领域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新基建的盈利模式。

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的软件系统、硬件设备需要更高频次的迭代。唐川认为，出台相应金融扶持措施，解决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利于新基建项目的长远、健康发展。在具体方法上，除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地方产业基金对参与新基建的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资金配套外，还可以在专项债、ABS（资产证券化）、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工具的使用中，给予一定政策倾斜。

在王鹏看来，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形式很多，比如投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定领域特许经营权，另外运营、运维方面也可让社会资本参与。“要想促进新基建项目持续健康发展，长期来看，可以设立专门针对某一类、某一地区或某一大型项目的产业基金。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也需要注意：一是资质问题，有些新基建项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隐私，这就需要制定完善相关的规则或制度；二是金融风险问题，新基建项目可能存在周期长、投资大等特征，所以也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高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