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制造业调整升级争取时间与空间

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压低成本，开始寻找价格洼地，陆续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1至2月，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6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折合199.6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7.2亿美元，同比增长22.3%；流向批发和零售业40.9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流向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

我国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制度合作有利于强化既有的分工关系，致力于实现区域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可通过经济要素自由转移、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形式强化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李优树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产品内分工性质，中间品是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常常用 “三角贸易”形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与东盟之间的分工关系，即东南亚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然后向欧美发达经济体出口制成品。此外，东南亚国家自身经贸制度建设，也有利于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资本。以东盟为例，东盟国家通过各种类别的区域经济制度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随着近年来我国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往东南亚转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担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东亚区域电子产品价值链调整的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加之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配套体系，确保了即使中国将部分低附加值企业向东南亚转移，也不会动摇中国在行业内的领导地位。

李优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东南亚国家承接了大量由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并在相关领域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然而东南亚国家制造业既要面临自身物质劣势的限制，更要处理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因此东南亚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亦受到限制。

对于我国而言，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也有一批高附加值、高自动化生产的外企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如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厂，三星不断扩大在西安储存芯片厂的投资，日企在华投资也出现向半导体、芯片和车用材料等供应链上游转移的迹象，阿迪达斯也将广泛应用机器人的新式工厂“回迁”中国。

李优树认为，中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在推动自身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制造业生产规模和外贸结构的改进。2018年之前针对中国外贸结构变化趋势的研究表明，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已出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状况，外贸也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密集型产业。尽管如此，在近年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表明其仍保持了相当的竞争力。另外，民营企业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大幅提升，而民企在提升中国制造业经济效率方面一向表现不俗，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动力的转变。

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互补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的状况，李优树建议，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重点应转变为防止外在压力导致制造业过快转移，为我国制造业对内进行产业升级、对外搭建自身的国际分工网络争取时间。

第一，应加强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建设。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和环保压力加大，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转移是不可逆的，因此中国应加强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建设，包括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第二，打造区域生产网络。中国国内经济越开放、越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地区，越能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获益。中国借助 “一带一路”对相关企业进行引导，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建立区域生产分工，可有效巩固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避免因非经济因素被国际分工体系孤立。

第三，主动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国际贸易纠纷和疫情的冲击使全球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出现向封闭转变的趋势，这对中国制造业抗击风险不利。因此，我国可以维护制造业外部市场的开放性为出发点，争取阶段性缓和对外经贸关系，为中国制造业争取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区域开放带动全球开放，通过区域层面的制度建设（如RCEP）推动全球经济制度变革；适应新的全球化，调整更新全球化视角，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为我国制造业的调整和开放争取时间与空间。

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加速重组的后疫情时代，尽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竞争，但更应该看到其产业协同与合作的发展前景。李优树表示，如果东南亚能够同中国在新一轮区域产业分工中形成基于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则有望建立起具有明显规模优势的亚太制造产业集群，其动能与潜力不仅可满足各国差异化的发展需求，还将形成覆盖供给、生产、运输、销售的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产业循环，大大降低区域内相关产业因过度对外依赖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