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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5日 星期四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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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三角”下中国企业的海外生态位

来源:中国贸易报  作者:孙黎

2026年10月,欧盟与中国就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框架安排。欧盟拟自2027年起将自中国进口的混合动力汽车限制在每年35万辆,为期四年,超出配额的车辆可能面临额外关税等限制。欧方预估今年中国对欧混动出口汽车或达80万辆,配额规模较当前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巴黎车展期间表示,公司正研究在法国设厂,并计划在欧洲再建两座工厂。

一边是配额收紧,一边是建厂提速,中企把车直接卖进欧洲的窗口正在收窄,在欧洲就地造车已成必答题。二十年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同样要回答进入模式问题:出口还是本地生产,独资还是合资。今天,这道题落到了中国企业身上,背景则是日益失衡的世界经济。

“失衡三角”下进入模式的代际转换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一种“失衡三角”格局。欧洲积累了巨额储蓄,却难以转化为本地投资;美国吸引全球资本投向AI技术,AI股票飞涨,转化为金融财富,推高通货膨胀;中国外贸发展势头良好,“新新三样”获得市场青睐。

机会由此而生。欧洲的投资缺口集中在能源转型领域,正是中国企业在电动车、电池、储能和光伏领域积累最深之处;美国AI资本开支带动数据中心与电力设备的全球需求,中国企业可经由墨西哥、东南亚嵌入;东南亚、中东和拉美的产业生态尚未定型,先进入者可参与塑造规则。风险同样清晰:AI回报一旦重估,冲击将沿供应链传导至上游;英格兰银行2026年的分析指出,逆差国单方面收缩支出将导致全球需求不足,现实中多以关税和配额的形式出现,欧盟混动配额正是在这一“失衡三角”场景下产生。

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产品出口和海外代理为主的贸易型进入;以海外建厂、本地组装为主的生产型进入;目前正在形成的嵌入型进入(生态工程师),即在东道国建立研发、采购、服务与合规职能,成为当地产业体系的一部分。越往后,企业与东道国产业体系的绑定越深,被关税和配额单独抵消的可能越小。

关税、配额与反补贴调查推动大量中国企业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从贸易型进入转向生产型进入。但是,第二阶段并不稳固。海外工厂若只承担组装工作,既难消化较高的要素成本,也容易被视为规避关税的“假本地化”。向第三阶段跃迁,是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核心挑战。

中企作为“生态工程师”

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工程师”,指能够调节资源流动、改造其他物种栖息地的生物,如河狸筑坝成塘,鱼鸟随之聚集。笔者与合作者2019年在《国际商业评论》发表的研究,将这一概念引入创新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风险投资通过治理资源流动和优中选优两种机制推动区域创新,风险投资每增加1%,专利申请约增加3.7%。跨国公司会放大这一效应,但两者的互补关系随时间递减,风险投资自身的作用则持续增强。

互补何以递减?被风投选中的本土企业成长后,由合作者转为竞争者,百度与谷歌、阿里巴巴与eBay皆属此类。今天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东南亚和拉美市场,所处的恰是当年跨国公司在华的位置;若止步于建厂与技术外溢,很可能重演“先受欢迎、后被替代”的轨迹。

笔者与合作者今年年初在《中国贸易报》发表的《渐进深根·互嵌共生》一文提到的“渐进深根”正对应了风投作用随时间累积增强的规律,生态位不是一笔投资买来的,而是逐年长出来的。互嵌共生对应资源的双向流动:海外工厂与当地供应商、人才和制度相互嵌入,国内供应链支撑海外运营,海外运营又反哺国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树根在岩缝中盘绕,岩石便从阻碍转为支撑。

以互嵌共生、渐进深根设计进入策略

据此,国际市场进入策略可围绕四项机制展开:前两项着眼互嵌共生,后两项着眼渐进深根。

第一,树立当地产业生态的全局视野。进入之前,先绘制东道国的产业生态图谱:上下游关键企业是谁,哪些环节缺位,标准与认证由谁掌握,政府、工会与社区关切什么。欧盟混动汽车配额政策提示,东道国在意的不只是进口数量,更是就业、配套与技术能否留在本地。中国企业应做补位者而非替代者,优先进入电池回收、充电与储能运维、职业培训等当地薄弱环节,避免与本土龙头争夺同一生态位,并与本土企业和高校结伴,依托既有网络扎根。

第二,控制资源流动。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时,应同步建设供应商与代理商发展体系,包括供应商学院、联合实验室和共享检测中心,并以订单保障、设备融资和认证辅导支持本地中小供应商;与当地高校和职业院校合作培养人才,使工厂兼具研发、培训、售后与回收功能。

第三,优中选优。风险投资以技术或商业模式基准筛选创新企业,制造企业则可借助采购标准、质量体系和长期合同,识别并扶持具有升级意愿的本地伙伴,并在关键环节培育多家替代供应商。这既提升了当地产业能力,也分散了断供与政治风险。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培育本地伙伴的过程同样需要耐心,筛选的标准一旦确立,便不宜轻易放松。

第四,管理共演化。中国企业须将核心研发、关键工艺与标准置于可控范围,同时在充电、回收、运维、数据与认证等连接点上建立长期服务关系,使客户的转换成本覆盖培训、数据与运营流程。

市场不同,深根的方式也不同:在欧洲宜深度本地化制造,在东南亚、中东和拉美宜集群进入,在美国以技术授权、合资及区域迂回布局为主。检验标准只有一个:企业一旦撤出,当地生态是否会出现能力缺口。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对中国企业与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调整出海评价体系。将本地就业、本地供应商、技能培训与税收贡献纳入海外投资项目评价,弱化对出口额的单一考核。

二是支持政策由出口补贴转向能力建设。资源更多投向海外研发、职业培训、标准认证与售后网络,完善多币种融资与出口信用保险工具。

三是建设公共合规服务平台。由贸促系统牵头,联合专业机构与行业协会,提供出口管制、配额与反补贴调查的预警服务。

四是支持标准共建与集群出海。鼓励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开放共建技术标准,支持龙头企业带动配套、物流与金融机构组团出海。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生态工程的成效日积月累地滋养当地产业,声势浩大的投资公告只是开始。风行山上,木生石中。渐进深根、互嵌共生,由第二阶段的生产型进入,转型为第三阶段的“生态工程师”,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确立生态位的现实路径。

(作者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创新创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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